《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能概括为以下四点：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个别部首还能合并与调整外，从总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
  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能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
  许慎创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一样。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义， 基本上是这个字在必须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
  许慎在《说文》中紧紧抓住字 的本义，而且只讲本义（因为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 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 以简驭繁，能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
  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 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进行分析，若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若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
  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音”的原则，因此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 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为， 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 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量地分析 汉字。
  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分析《说文》 所收彔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
  清代研究《说文》 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 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 广居的《说文疑疑》、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 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 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 订补》等。
  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 家。4人之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