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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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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04 08:16:00
xueer | 最新回复 2018-05-11 04:00:28 186 90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鲁(今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家世与生平
孔子是鲁国人,其先祖乃宋国贵族,为商人后裔。如果把传说与信史结合起来,子姓孔氏有着显赫的世系。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皇现虻疑酢F醯暮笠崽澜⒘松掏醭V苊鹕毯螅怄氖治⒆悠粲谒巍N⒆悠舸挥谄涞芪⒅佟N⒅俸笏氖栏ジ负稳霉诘埽吻洹8ジ负魏笏氖揽赘讣危拔迨狼拙。鹞濉保煳资稀?赘讣魏笕婪朗灞悸场7朗迳模纳辶烘质辶海?
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72岁时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征在曾见到麒麟。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防山。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孔子抚养成人,在他17岁时去世。孔子打听到父亲葬处,将父母合葬于防。
孔丘19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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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鲁(今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家世与生平
孔子是鲁国人,其先祖乃宋国贵族,为商人后裔。如果把传说与信史结合起来,子姓孔氏有着显赫的世系。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皇现虻疑酢F醯暮笠崽澜⒘松掏醭V苊鹕毯螅怄氖治⒆悠粲谒巍N⒆悠舸挥谄涞芪⒅佟N⒅俸笏氖栏ジ负稳霉诘埽吻洹8ジ负魏笏氖揽赘讣危拔迨狼拙。鹞濉保煳资稀?赘讣魏笕婪朗灞悸场7朗迳模纳辶烘质辶海?
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72岁时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征在曾见到麒麟。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防山。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孔子抚养成人,在他17岁时去世。孔子打听到父亲葬处,将父母合葬于防。
孔丘19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常肿铀肌?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2],长成后身长九尺六寸(周时尺寸,大约1.76米,一说1.83米),被称为“长人”。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他受过季氏家臣阳虎的欺侮,不过也做过季氏的委吏和乘田,管理仓储和畜牧。
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事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
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
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
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
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对古籍的整理编修
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寄托孔子的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原始国家历史材料进行编辑后寄托其政治理想的新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文献:《论语》。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的记述(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之说,近年来,逐步得到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被称为亚圣的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
孔子与中华文化
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从此和孔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诒征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季孙、孟孙三桓大夫赶走,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由于齐相国晏婴的反对,孔子几年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其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绝粮,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5年后,孔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和他的弟子,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约前385年—约前304年),名轲,其字不详,有说字子车,有说字子舆,均不可信。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山东邹城人。著有《孟子》一书。孟子师承子思,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是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 (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身后荣辱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其他答案(共3个回答)

    2006-11-04 08:26:40
  • 2006-11-04 08:21:28
  • 孟子是战国儒学的代表,被尊称为“亚圣”,地位仅次於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即人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反对苛政,反对残暴的阶级统治,他还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保障农民的利益。
    lijinghui369 | 2006-11-04 08:21:28 164 95
  • 2006-11-04 08:16:18
  • 性善论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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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善论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1]“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一、“性善论”思想的演进及表征
    “性善论”从道德与伦理角度探讨了人性的问题,它的提出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性善论”的内容特征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的要求,其理论本身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其负面作用在所难免。
    (一)“性善论”的提出及历史背景
    “性,从心,生声”。[2]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4]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5]“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6]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淫词”[7]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二)“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8]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理”,“理则无有不善”[9],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10]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11]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三)“性善论”的特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12]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3]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5]“性善论”强化了孔子的宗法理论,说明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和人的价值所在。后来,视人伦为人的本性的思想被宋理学吸收,完善为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
    二、“性善论”对现今法治的负面影响
    儒家“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无疑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16]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善恶作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是社会的概念。“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质是把后天的概念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即把人的社会属性的善恶移到人的自然属性上,因此,“性善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性善论”为皇权所用,致使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性善论”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性善论”自然也为皇权所用,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君主应该用礼乐教化来达到美政善治的目的,否则,上天就会收回赋予君主的权力。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性善论”本身的理论主张及客观上儒学的倍受推崇,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统治者利用民众崇尚“贤人之治”的思想而在神化自身的同时提倡民众向善,如此民众才是温顺的甚至是麻木的,封建统治才会永固。“性善论”为皇权所用是其自身的悲哀。“性善论”为政治上的皇权至上提供理论支持,却使披着权力外衣的政治迷信盛行,官本位四处泛滥。“性善论”对皇权一边倒的高扬造就了皇权无视百姓生存的基础习性,致使百姓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普通的从众心理。对于皇权,百姓总是希望是善良的,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皇权因此不受制约,也不必制约(事实上渐渐无法制约)。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匮乏,从而贻误了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古代曾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但都是维护皇权的需要,预防宰相的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隋唐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掌管决策,门下省掌管审核,尚书省掌管执行。三省分工制约,确实预防了宰相滥用权力。但对最高权力的皇权却没有完备明确的制约监督,这与认为皇帝是至善化身而不会为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当然,形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也是存在的。制度方面行政司法合一使行政长官本身兼有司法权,权力本身没有分离造成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行政权与司法权本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但置于长官一身,只能自己监督自己,这又体现为儒家的“内圣”思想,强调个人的自省和道德修养,去修善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而言制度方面的阻碍已不存在,关键还是干百年来造就的民众心态,希望统治者积极向善,为政以德,如此便能安心生产。事实上,离开制度的力量,脱离法律的约束,就很难保证人性向善,“善性”造成民众对权力制约的“惰性”,民众缺乏权力制约的观念,如此何谈法治。
    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司法权不受制约会产生腐败。公安、检察、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相互制约,同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的监督权。在行政权上,在规定复议制度的同时,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规定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同时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但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从理论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无论如何也不会为恶,人民代表大会怎会残害自己的人民?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否是残留在人民思想意识中对善的一个幻想,民众仍希望有一个机构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又要有恒久的善而不致腐败。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的实际上是违法的监督。例如某县法院于1986年以诈骗罪判处某罪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赃款6000元依法没收上缴财政。该犯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经有关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分别复查,均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1994年,该县人大常委会却作出决定,撤销县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宣告该犯无罪,将被没收的6000元退还该犯。除此以外,还有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等情况。这些以监督名义代替法院审判工作的违法事例,在全国并不少见,这实际是在法院之上又有了一个审判机关,这与司法独立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可见,在我们法治的周围,仍存在一定的权力真空。对一些机关的权力制约不健全,使其仍有滥用权力的空间和侵犯个体权利的可能。所以,推进法治,必须健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
    (二)“性善论”造成泛道德主义,不利于法治建设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17]儒家推崇“仁政”,构建了“善”的价值体系,却造成宽、信、孝、惠、敬、勇等一切道德观念都归于“善”的统慑。“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突出表现道德越位扩张而成为法学领域的主人,侵犯了法律的个性。另外,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须加强个人道德修养,通过道德教化,弘扬人的善端,便可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统治者对民众采用道德教化手段,使他们保住善性并扩而充之。籍此,社会上出现矛盾即可诉诸于道德途径解决,道德泛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18]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性善论”导致人格不独立,影响了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性善”多指良心本心是伦理方面的孝亲敬长的是非之心,孝敬为善,反之为恶。孟子反复强调,人人均知爱亲敬长,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19]。董仲舒认为的至善即“圣人之善”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20]在儒家宗法伦理观念的诱导下,民众在内心形成了一套伦理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不断的实践伦理,以此作为自己的向善。
    “性善论”强化伦理道德观念,重申宗法规则,遏制了民众独立人格的产生。以“人性善”为哲学基础构造的宗法社会注重身份规则,身份规则界定了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同时也就界定了其在社会的地位、权利、义务,藉此成为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的根本尺度。宗法伦理注重的身份规则之所以不会产生独立自由的市民身份,是因为在封建时期,身份规则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人从来是作为宗族的“零部件”而存在的。表面上看,虽曾有过家庭、行会、帮会(江湖)、僧道等民间团体,但它们通行的都是人身依附规则即个人人格被吸附消溶于集体人格中的规则,具体的说,都是家族的摹本,即便是国家也是如此,“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21]个人的人格被家族人格吸附,势必造成个人人格的不独立,不利于民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法理念的形成对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由于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使民众对个人人格的独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在他们的法律意识中最多的还依然是与生俱来的“善”性。对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权利等法律观念的培养,“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封建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三、合理借鉴西方法文化,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22]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23]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可能就不配称作法律,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性善论”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再次,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24]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性善论”等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使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实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我们要依据国情,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总之,中国法治应具有中国特色,应具有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法治的进步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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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楼主此说有何依据,不过我想先知道楼主对于儒学的了解有多少,比如儒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儒学各派的主张,主要人物的沉浮原因,以及中国儒教对日本儒教的影响。我想只有了解了上述这些内容之后,才能谈孟子学说在日本的地位。说实话,我对这些只知道一个皮毛,如果楼主对这些问题已经具备一定的认识的话,就不用往下看了。 孟子的学说,大概以性善论和五行思想为主。性善论我们大都有个耳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五行思想,恐怕现代人除了专业人士以外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孟子的五行思想主要是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德运来解释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理论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奉天承运”的依据。到了辽宋金元乱世时期,围绕德运与正统之争更是达到了高潮,并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皇帝认为清朝承自明朝,“为自古得天下最正”,“为中华之主”,而与辽、金这些北方王朝没有任何传承关系。用五行思想解释王朝更替在日本的儒学研究中也很流行,谓之“易姓革命(えきせいかくめい)”。 尽管如此,孟子在儒教中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直到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到了宋代,朱子理学的代表人物——二程和朱熹,都推崇孟子的学说,由于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孟子地位的迅速提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一过程可以参考维基百科 日本的儒教,受中国儒教的影响极大,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后,藤原惺窩成为日本程朱学派代表人物。随着朱子学在日本成为官学,藤原惺窩的弟子林羅山(林罗山)成为官儒派林系的创始者,而藤原惺窩的弟子松永尺五的弟子木下?庵(木下顺庵)则成为官儒派顺庵系的代表人物。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孟子及其著作《孟子》的研究迅速流行开来。而孟子的“异姓革命”思想更是对幕末的志士吉田松蔭(吉田松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吉田松阴正是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桂小五郎(之后改名为: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的思想启蒙导师。 日本朱子学的另一位大儒山崎??龋ㄉ狡榘嫡┮埠苡幸馑迹赜谒姓庋欢渭鸦埃?誠に先生の言の如しと甞て群弟子に??うて曰く、方今彼の邦孔子を以て大?ⅳ趣胜贰⒚献婴蚋?ⅳ趣胜贰ⅡT?等fを率ゐ、?恧辘莆野瞍蚬イ幛小⑽狳h孔孟の道を?Wぶ者、之を如何せんと、弟子咸〔皆〕答ふること能はず、曰く小子〔弟子が??に?Δ筏谱苑Qする代名詞〕?す所を知らず、?くは其説を?かんと、曰く、不幸にして若し此厄に逢はば、吾黨身に?浴布住长虮唬àΔ啵─辍⑹证虽?〔??〕を?踏辍⒅纫?黏筏瓶酌悉蚯埭摔贰⒁预?鳏?螭骸⒋摔旒搐量酌悉蔚坤胜辘取? 大意是山崎暗斋问弟子:“如果中国派孔孟二圣率军攻打日本,我们这些孔孟的弟子该怎么做?”他的弟子答不上来,向他请教。他回答说:“我们应该拿起武器抗击,捉住孔孟以报国恩,这才是孔孟之道。”山崎暗斋的暗斋学学说对于日后幕末的尊王攘夷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孟子在日本的影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叫做武林唯七的武士,他是四十七位赤穗浪士中的一员,亲手取了吉良上野介的首级。据传他是孟子在日本的后人。

    哲学

  • 孟子思想最精彩的地方是?

    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哲学

  • 孟子将“民本”的思想发展到了什么

    首先是“仁政”,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以三代(夏商周)的政治为楷模。此也是其政治的最高理想。 然后是仁政的一种体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的学说体现了一定的尊重人权思想,他渴望的是“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无饥”的社会。这种维持温饱的生存权是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的以民为本。 这就是孟子所人为的:民贵君轻,社会一切不仁、不义都来自于君主,此带有民本色彩的见解。

    文学

  • 董仲舒新儒学的思想来源 理论基础 政治主...

    打算写篇论文吧,这么全面。 简略地说是这样: 思想来源:主要是以孔子学说为基础,及周以来的天人关系,并吸纳了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 理论基础:主要是两个,一是天命王权,二是天人谴告说 政治主张:主要是大一统说,有两个要点,一是尊王攘夷,二是“王者爱及四夷”。 天人观: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形体同类,二是情况同类,三是道德同类,四是政时同类。 与统治者关系:董仲舒的新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为汉武帝采纳。 成就:一是在思想上,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二是政治上颁布推恩令,清除了王国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三是通过讨伐匈奴的战争,边患得以消除,大一统政治得到巩固。

    宗教

  • 新儒学思想【高二历史】

    选A 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抑制其他学术思想的发展 ④“三纲五常”充满封建意识,应该屏弃。 不能一竿子打死,毕竟三纲五常对当时社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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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什么主张?他为什么采...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知道这个而已,儒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历史话题

  • 董仲舒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共同之处

    孔子的思想主张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董仲舒的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其相同之处即是思想上以“仁”为核心,但是后者显然更受封建统治者青睐。

    历史话题

  •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根源?

    董仲舒的思想源于孔子晚年修订的《春秋》,融合了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最主要的还是儒家经典。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他看来,君主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君主又不是没有约束的,因为天和人是相互感应的,君主行为不当,天就会降下灾难来昭示君主的错误,君主如果不改过,天意就会改变。这与孔孟的观点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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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根据是什么?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身为儒家学者的董仲舒开始从儒学经传中寻找“大一统”的根据。他在《春秋》之中找到了“元”这个字眼,并且根据《公羊传》的解释得出大一统是宇宙间普遍的原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结论。大一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董仲舒认为王介于天人之间,人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王。董仲舒认为国家人民是国家的身体,一国之君就是“一体之心”,换句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有要服从国君,国君顺从上天。整个国家先统一于国君,然后再统一于天。在人世间,天子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典型的君权天授的思想。

    教育/科学

  •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包含哪些方面?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政治和思想两方面。他将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加以衍化,变成了“王道三纲”理论,将整个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控制的系统里,皇帝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也是控制肢体的“心”。对于思想方面,董仲舒认为也要实行“大一统”。他在《天人三策》中说:统治者没有统一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法令、制度、政策,就不能保持一贯性,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法令和制度是要人民遵循的,如果经常变动,人民就不知道要怎么遵循,社会就会混乱。他认为思想应该统一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这样就可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明确的法度,人民就知道应该遵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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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有什么重要意义?

    董仲舒建议独尊的儒家,是“霸、王道杂之”的儒家,是融合了各家各派思想的儒家。也是因为这样,儒家是吸取了各家各派之长作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而各家各派的有用思想,也都在儒家的名义下保存了下来。儒学能够独尊和统一各家各派的原因还有《六经》以教育为主,也被称为“圣化”。同时《春秋》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仁与义,也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些情况综合起来使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既能为各家各派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又能得到汉武帝的赞赏和支持,于是,真正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从董仲舒开始,孔子就被封建社会奉为圣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儒家思想也取得了意识形态中主流派的正统地位。儒家的思想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处于主流地 位,和汉朝统治者对其的神化与抬高有着极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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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谁能够说说一说董仲舒得思想啊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因他专心治学,三年不到花园游玩,很负盛名,当时士人都以师礼尊奉他。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等。 在汉武帝时期,因长期对外用兵和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赋役日益苛重,怨声载道,西汉封建统治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董仲舒为了从意识形态上加强西汉中央政权,创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汉书·董仲舒传》)的学说,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在被汉武帝采纳后,对扼杀我国春秋以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起了很坏的作用。 董仲舒的人口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把孔子的男尊女卑思想推向极端,加以绝对化。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认为男的为阳,女的为阴,是“尽取之天”(同上),由上天所决定,而且阳的永远是主体,阴的永远是附庸,“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空守处”(同上),男尊女卑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永恒的。董仲舒在男尊女卑问题上,贯以阴阳五行之说,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来看待是荒谬的。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广泛流传和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至于董仲舒提出“群生和而万民殖”(《汉书·董仲舒传》),增加人口的主张,释放奴婢和“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上》),反对任意杀害奴婢的主张等,在当时条件下,则是有益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的。 ============================================================= 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   关于实施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董仲舒提出如下几条:   1.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由于“义”具有“养心”的重要作用,“利”只是“养体”是为了满足生理之欲望,因此,董仲舒在先秦“养心莫过于寡欲”和“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处理义利关系,或者说是修身养德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主张培养人为国家为集体的利益而献身的精神。这种道德修养原则从统治者来说,应该起“正身”以“修人”的作用,而对广大劳苦民众来讲却是愚忠、禁欲的毒害,他让人“虽贫能自安”,逆来顺受,丧失反抗的精神和意志。   2.躬身厚而薄责于人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以来克己内省的德育思想,提倡在处理人我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当个人与他人之间发生矛盾、摩擦的时候,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说:“仁者,人也;义者 ,我也”;“以仁安人,以义治我”。意思是说,在处理人我关系的时候,应该用仁爱的精神对待他人,具体表现则为“求诸人谓之薄”,对待别人要“多摘花,少摘刺”,以宽容为怀;要用义的尺度约束自己,具体表现为“求诸己谓之厚”,多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董仲舒所提倡的这种修养原则与方法,如果我们剔除其麻痹人民反抗、斗争意识的封建遗毒余素,做为今天处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仍是可取的。   3.积少至巨,以微致显   董仲舒继承了荀子注重注错积靡的思想,主张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实践中应该注意点点滴滴的积累,“不以善小而不为”。他认为良好的道 德品质是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而成,不良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是由于对小事不注意而引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说:众少成多,积少必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故尽小才大,慎微者著。又说: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所以道德教育一要防微杜渐,二要积善累德,这是有道理的。

    心理学

  • 为什么说董仲舒的大一统就是思想的统一?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统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由此正式出现。儒家的权威由此统治了思想家,并且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大一统的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实际上都是以政治统一为目的,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反过来政治统一也有利于思想的统一,在当时,政治是统一的,但是却并不稳固,董仲舒认为根源就在于思想不统一,所以统一思想就成了关键,思想统一是为政治统一服务的。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以及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都证明了汉代对统一思想的重视以及董仲舒对统一思想的贡献。所以说,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就是思想统一。

    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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