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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5 10:15:40

•   茅盾先生在为小说作的序言里说：“《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这评论几乎成为“铁论”，后来许多评论者纷纷沿着这一方向作深入的读解，有的还将《呼兰河传》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提并论，说他们有共同的“忧伤的童年”。萧红的童年果真是寂寞的吗？首先我们来考察《呼兰河传》是为谁作的传。
    按常理，传记的对象应该是声望过人的英雄或业绩辉煌的成功人士，但这个小说写的是呼兰河，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方，一个位于东北松花江畔的旧县城，是“我”的故乡。不能否认小说或多或少带有自传色彩，但我们不能说它就是自传体小说。“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线索，小说通过“我”的视角来展现旧时代县城里发生的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虽然作品化了不少篇幅描写“我”在大花园里玩耍的经历，但不能凭着这一点说“我”是小说的中心人物。
    小说的书名也告诉我们，萧红要写的是呼兰河，如果说有中心人物，那么就是呼兰河底层劳动人民群相。这与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名著《城南旧事》在构思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呼兰河底层劳动人民的命运是悲苦不幸的，他们机械又麻木地过着日子。开粉房的“粗人”，住在三间摇摇欲坠的破草房里，“一个一个的和小猪差不多”，每天吃的是长在房顶的蘑菇。
    粉房旁边的小偏房里，住着一家赶车的，正是在这里，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团圆媳妇被愚昧无知的婆婆活活折磨致死。有二伯窘困潦倒的生活遭遇，让我们似乎从他身上看到阿Q的影子。还有那个“破屋藏娇”、在严寒的日子里只能用一些草为孩子取暖的冯歪子嘴，每次给“我”家做事，吃饭的时候总是在别人的嘲笑声里，留下馒头带回家给孩子吃。
    ……作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回忆童年时代见过的人物，用平静的语调讲述他们的凄凉故事，对他们的不幸寄寓了深切同情。因此，小说的基调是有些压抑的，可能是这个缘故，我们有些读者认为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福的。其实，与这些底层的贫困人物相比较，“我”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是幸福的。
    “我”的家似乎还称不上富有，但至少衣食无忧，家里空房子比较多，有多间房子出租给那些穷困的下人。“我”家有一个大花园，那是“我”快乐玩耍的天地。虽然祖母曾经用针刺“我”手指（那是因为“我”太淘气，常用手指戳破祖母刚糊好的窗纸），父母不怎么关心“我”（小说很少写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似乎与亲生父母有一种隔阂），但是在祖父的庇护下，“我”生活得无忧无虑，任性活泼。
    小说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种种情形都说明“我”的童年是丰富有趣的，并不像茅盾先生讲的“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呵”。
    那么茅盾先生为什么说小说“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我个人认为是茅先生“知人论世”的结果。萧红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孤独寓住在香港，内心是寂寞的。她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心灵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这种寂寞与悲凉感，在小说里时有流露，尤其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里表达得比较明显，茅先生也许就是依据这些来推断萧红的童年。
    但是“尾声”里的这些话，已经由童年的回忆，转入现实语境，是作家以创作当时的心境来叙述的。正如茅盾先生所言，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确实“是寂寞的”。但是，创作小说时候的萧红的心境，并不等同于童年时代的萧红。就好像对一个忧郁症患者，我们不能武断地推论他的童年是充满忧苦的。
    茅先生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显然是以创作小说时寂寞的萧红来替代童年无忧无虑的萧红。我以为，“蛰居”香港一隅的萧红，创作的动机或许就是为了排遣自己的寂寞与怅惘，即通过对童年时代烂漫时光的回味，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当然，萧红在回忆童年那些往事的时候，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自己的寂寞与惆怅，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再加上所描写的人物，是一个苦难深重麻木机械的群体。
    因此，《呼兰河传》从头至尾都盘绕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感伤，以至于有的读者误以为这感伤是萧红童年生活的色彩，其实只是作家回忆时候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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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25 1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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