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说到大三线建设的来由，需要追溯到六十年代。当时，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一九六○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老大哥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让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一场恶仗”的号召，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妇孺皆知。每一位中国人都感到大敌当前，同仇敌忾。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全民备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抗御外敌，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
所谓大三线，是指中国腹地以及西部崇山峻岭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的全部，加上京广线以西、长城以南的粤北、桂西北、湘西、鄂西、山西、豫西和冀西等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文化大革命前一年，“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这一伟大工程正式启动，其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于是，一大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动迁到崇山峻岭中。彭德怀将军被毛主席请出来，担任西南地区大三线建设指挥部的第三指挥长。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基于“立即要打大仗”的假设，最高当局的决策者，对军工厂的规划布局，实施了“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即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竟沿着大山沟布置成“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围山转”等令常人看来近乎荒谬的做法。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
三线工程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亿元。由于选址不当、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产品成本高，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八十年代，国家对两百多家三线骨干企业实行了重要调整，将它们从大山沟里迁出来，整体搬迁到临近的大中城市，使“不服水土”的三线企业焕发了青春，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