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了,有几篇供参考。
1。 李 鸿 章（ 1823 ～ 1901 ）
晚 清 军 政 重 臣， 淮 军 创 始 人 和 统 帅， 洋 务 运 动 的 主 要 倡 导 者。 字 子 黻、 渐 甫， 号 少 荃、 仪 叟。
安 徽 合 肥 人。 道 光 二 十 七 年 （1847） 中 进 士。 同 时， 受 业 曾 国 藩 门 下， 讲 求 经 世 之 学。 咸 丰 三 年 （1853） 受 命 回 籍 办 团 练， 多 次 领 兵 与 太 平 军 作 战。
1858 年 冬， 入 曾 国 藩 幕 府 襄 办 营 务。 1860 年， 统 带 淮 扬 水 师。 湘 军 占 领 安 庆 后， 被 曾 国 藩 奏 荐 “才 可 大 用”， 命 回 合 肥 一 带 募 勇。 同 治 元 年 （1862）， 编 成 淮 勇 五 营， 曾 国 藩 以 上 海 系 “筹 饷 膏 腴 之 地”， 命 淮 勇 乘 英 国 轮 船 抵 沪， 自 成 一 军， 是 为 淮 军。
旋 经 曾 国 藩 推 荐 任 江 苏 巡 抚。 地 方 实 权 既 握， 又 于 江 苏 大 力 扩 军， 采 用 西 方 新 式 枪 炮， 使 淮 军 在 两 年 内 由 6000 多 人 增 至 六、 七 万 人， 成 为 清 军 中 装 备 精 良、 战 斗 力 较 强 的 一 支 地 方 武 装。
后 淮 系 军 阀 集 团 在 此 基 础 上 逐 渐 形 成。 李 鸿 章 到 上 海 后， 同 外 国 雇 佣 军 （后 组 建 为 常 胜 军） 出 犯 太 平 军。 1863 年 和 1864 年 他 率 淮 军 攻 陷 苏 州、 常 州 等 地， 和 湘 军 一 起 镇 压 了 太 平 天 国。
从 60 年 代 起， 李 鸿 章 积 极 筹 建 新 式 军 事 工 业， 仿 造 外 国 船、 炮， 开 始 从 事 标 榜“ 自 强” 的 洋 务 事 业。 1865 年 分 别 在 上海 和 江 宁 （今 江 苏 南 京） 创 立 江 南 机 器 制 造 总 局 和 金 陵 机 器 制 造 局。
同 年， 署 理 两 江 总 督， 调 集 淮 军 数 万 人 赴 中 原 对 捻 军 作 战。 1866 年， 继 曾 国 藩 署 钦 差 大 臣， 专 办 镇 压 捻 军 事 务。 次 年， 授 湖 广 总 督。 其 后， 采 取 “就 地 圈 围”、“ 坚 壁 清 野” 等 战 略， 相 继 在 山 东、 江 苏 间 和 直 隶 （约 今 河 北）、 山 东 间 剿 灭 东、 西 捻 军。
1870 年， 继 曾 国 藩 任 直 隶 总 督 兼 北 洋 通 商 大 臣， 从 此 控 制 北 洋 达 25 年 之 久， 并 参 与 掌 管 清 政 府 外 交、 军 事、 经 济 大 权， 成 为 清 末 权 势 最 为 显 赫 的 封 疆 大 吏。
李 鸿 章 从 19 世 纪 70 年 代 起， 进 一 步 扩 大 洋 务 事 业， 因 标 榜 “自 强” 进 而 “求 富”， 主 要 以 “官 督 商 办” 的 形 式 创 办 了 一 系 列 民 用 企 业。
同 时， 又 着 手 筹 办 北 洋 海 防， 以 外 购 为 主， 自 造 为 辅， 于 光 绪 十 四 年 （1888） 建 成 北 洋 海 军。 为 培 养“ 自 强” “求 富” 所 需 人 才， 还 创 办 各 类 新 式 学 堂， 并 派 人 赴 欧 美 留 学。
所 有 这 些 洋 务 事 业， 对 近 代 中 国 社 会 的 发 展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 中 外 力 量 对 比 悬 殊 的 格 局， 使 李 鸿 章 产 生 了 严 重 的“惧 外” 思 想， 在 对 外 交 涉 中 始 终 坚 持 “委 曲 求 全” 的 方 针。
1901 年 11 月 去 世。 谥 文 忠， 晋 封 一 等 侯。 著 有 《李 文 忠 公 全 集》。
2。 西安事变：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顾日寇大兵压境，反而逼迫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
出于民族大义，张、杨二将军在多次劝蒋团结抗日均无效下，毅然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张、杨以极大的信任请来中共代表参与决策。中共党人高瞻远瞩地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由此实现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建立西北抗日联盟三位一体赤诚合作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之所以果断发动西安事变，以促成全民族统一抗战，并非出于一时之勇，而是来自对国难日益深重、民心向往抗日的把握。
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士之恨。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曾积极支持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并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以关键性的支援。然而正是这个蒋介石，在日寇大兵压境下，严令他对日不准抵抗，先失去东北三省，后又丢掉热河，还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回国后，蒋又命他率东北军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又到陕甘“围剿”红军。
两次“剿共”使张学良损失了几个师，蒋不仅不体恤，反而顺势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编制。蒋用打内战来消灭异已使他愤恨不已。
在“剿共”中，张学良对共产党与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在鄂豫皖，他慨叹红军作战勇敢非凡，人民群众又不顾性命支援红军；“围剿”陕甘，东北军被红军一下子消灭了两个半师，被俘虏的就有几千人。
然而使他感动的是，他的被俘官兵吃住比红军还好。红军给他们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后，全部释放回来。被俘的619团团长高福源还自愿作中共和东北军沟通关系的信使。雄辩的事实说明，中共和红军是真心抗日的；要抗日，必须联合红军。
张学良随即派高福源再去陕北向中共表示愿意联合红军抗日。
杨虎城也有着同张学良类似的经历。杨虎城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就对高风亮节的中共党人有所了解。大革命失败后，他拒绝执行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安排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中担任要职。
蒋介石发现后，逼他下野去日本“考察”。
1935年，杨虎城被蒋逼迫先后派出４个旅与陕南红军交战，结果两个旅长被打死，一个旅被全歼。这时，中共党人给杨虎城送来了中共《八一宣言》。一向敬重共产党人的杨虎城，立即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革命主张。
张、杨分别同中共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决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结成抗日联盟。此后不久，张学良即赠红军50万元作抗日经费。5月，杨虎城也是中共代表王世英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四项协议。
为促进张学良的东北军同杨虎城的１７路军的合作，消除他们之间的某些隔阂，中共还派出干部到张、杨处做工作，达成了张、杨两军之间的团结、交往。
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同盟，西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张、杨同中共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西北抗日同盟的建立，使蒋介石大为吃惊与震怒。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布置张、杨继续“剿共”，使洋溢着团结抗日气氛的西安又重布阴霾。
顽固不化蒋氏执意“剿共”忍无可忍张、杨西安动兵
蒋介石本来在国民党五大上作出了对日的强硬姿态，并开始同中共秘密对话，而此次却为何仇视西北抗日同盟并执意坚持“剿共”呢？原因有四：
一贯睚眦必报、以人为壑的蒋介石见中共与张、杨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担心“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加以设法制止，势必演成叛乱”；二是蒋得知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再加上与张、杨的联合，如虎添翼，会改变蒋氏一统格局；三是蒋之所以联共，意在取得苏联支援以牵制日本，但随着英美援助蒋府，使蒋降低了对苏的依赖；四是蒋介石采用发化瓦解及弹压妥协相结合的谋略，使两广军变以有利于他的统治而和平解决，从而消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半独立状态，使蒋如释重负。
又露出“剿灭赤患”的本来面目。
10月22日，蒋介石在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胁迫他们攻打红军。张、杨表示应联共抗日，即遭蒋喝斥。蒋还将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进攻陕甘，挑起内战。10月27日，蒋在西安向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军、17路军部分军官训话，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蒋介石逮捕沈君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的“七君子事件”。
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剿共”和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恶劣行径，使张、杨两位将军痛心疾首。
12月4日，蒋介石又飞到西安，再次严令张、杨开赴陕北“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督战。
如他们不愿去，便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将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替赴陕甘“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去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团结抗战。回顾东北三省丢失，华北又在日寇虎视之下，张学良声泪俱下。然而蒋介石竟拍了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蒋介石心里自有如意算盘，他以为红军三大主力虽已会师，充其量只有三万人，且经过长途跋涉，战斗力镜减。
如蒋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蒋不知中共早已深深植根于全国民众之心。中央戏军到达陕北后，又经过2月的东征和5月的西征，开辟了由甘肃东部的曲子、环县、洪德及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约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更不知靠拍桌子只能吓退凡夫懦子，而面对的张学良、杨虎城是久经沙场、爱国忧民的热血将军，岂能顾一人之好恶而偏废抗日伟业。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张学良以身换抗战 共产党大义扶危局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全国立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保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幸因西安天降大雪飞行不利，而未遭轰炸。
何之用心意在杀蒋后取而代之，他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蒋一旦被杀，亲日派掌权，全国必然陷入战乱，日寇乘机大举侵华，民族灭顶之灾倾刻而至。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
但由于何的控制，他们不能立即起点往西安而枉自嗟叹。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未通知中共。捉蒋几小时后，张才向中共中央正式致电通报，并恳请中共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当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建议由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并全力作好部队的团结工作；拟派周恩来到西安，派红军立即南下向你们靠拢，以防各种事变。
经辗转奔波，周恩来于17日赶到西安即与在公馆等候的张学良开始商谈。张学良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后表示，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他作领袖。周恩来非常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将军，他为民族大义敢于挺身而出；没有个人野心，促蒋和放蒋都是出于抗日大局。
周恩来赞扬了张、杨果敢的爱国行动，同意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要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避免引发大规模内战，并预见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周于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次日又明确主张“放蒋”，与蒋谈判，促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周恩来到西安不足20个小时，就已同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张、杨对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非常佩服。当宋子文冲破何应钦的阻拦，于20日上午到达西安时，曾为周恩来先期到达西安而大惊失色说：“周恩来一来，事情（指放蒋）就难办了”。
他得知正是由于中共的及时参与，才奠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础，也甚为赞叹。面见蒋介石，宋即回南京到处宣传蒋在西安非常安全，并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
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参加的宋美龄经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
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西安事变终于以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而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国民党亲日派妄图扩大内战的阴谋遂告破产。
令人感叹的是，张学良见蒋介石全部接受谈判条件后，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便悄然于25日下午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到机场上了飞机，自己也驾机护送蒋回南京。
张学良这一去便没能再回来。应该说张学良对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早已料定，他把东北军的善后托付给杨虎城和幕僚于学忠，独自前往南京承受蒋的报复，为的是维护蒋介石的“形象”，敦促蒋介石履行抗日的承诺，正如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在溪口时写给杨虎城的信所述：“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而在若干年后遭到蒋介石杀害的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面对随时会遭不幸时也坦然地说：只要蒋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蒋介石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对杨虎城等“撤职留任”，最终破坏了西安“ 三位一体”的抗日同盟局面，但他迫于形势毕竟没有背弃“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诺言，使国共再次合作成为现实，而中国也由此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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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明世：康乾间的铁面雍正--朕就是这样汉子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帝？他夹在康乾盛世中间，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实实在在地认识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细细解读雍正档案。
笔者近十几年来，曾对雍正朝三万多件档案通一梳理编辑。这巨量的原始秘档，或是御笔写就的朱谕，或是口授承写的旨令，更多的是详加批点的密折，一函函，一件件，均出自雍正，缘于雍正。透过这数以万计的雍正档案，我们看到，雍正皇帝的为人治世有着其显明的性格特征，这就是高扬务实，大力反虚。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
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
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1。“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
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且看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
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
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
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
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
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
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F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
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章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
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2。怒斥“附合”与“迎合”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
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
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已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枪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 。
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
”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
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
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
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
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
”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
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
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
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
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
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3。“做实在好官”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
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 ，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
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
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
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
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主管云贵广西三省军政要务的总督鄂尔泰，也是以“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于国”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抚赵弘恩与路经长沙的鄂尔泰面谈了四天，事后向雍正报告说，要效法鄂尔奏的居官为人。
雍正训导说，要想学习鄂尔泰，当知道他的根本，鄂尔泰超过平常人的长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忠公二字”，“以种种名利是非心居官为人，而欲效法鄂尔泰万万不能”。雍正告诫臣工，鄂尔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为他忠公务实，这是根本，要学就学他这一点。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
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
人物,事件.
你下次提问把问题写清楚一点，别人看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如你说的历史论文，要写清楚是哪方面的（人、物、事件、什么年代等).
答：写一篇好历史论文，要尽量做到论题新、论点新、角度新，文笔清新流畅，既有较强的可读性，又有较深的启发性，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 1.拟定标题 题好一半文，好的标题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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