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据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讲，我国的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地区方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如汉语、藏语、景颇语、彝语、苗语、壮语等）、阿尔泰语系（如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南岛语系（如高山语）、南亚语系（如佤语等）、印欧语系（如俄罗斯语、塔吉克语等）。
  其中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除了汉族，还有满族、回族，大部分畲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也都使用汉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什么是方言: 
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是在某个或大或小的地区通行的交际工具。方言是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地域性变体。
  所谓地域性变体，自然是相对于民族共同语而言。汉语方言自然是相对于普通话来说的。普通话通行于全国，是国家通用语言；方言通行于某几个省、或某个省、或者更小的一个地区，是局部地方的通用语言。普通话为全体汉族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服务，而方言只能为局部地方的人民服务。
  从组成语言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来看，方言之间、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兄弟姊妹的关系，都是同一古老语言历史发展和分化的结果。 
汉语有多少种方言？ 
从大处说，现代汉语可分为7大方言： 
首先是北方方言(广义的官话)，流通在我国中原、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
   
北方方言还可以再分为4大次方言： 
1．华北东北次方言(狭义的北方话)：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 
2．西北次方言（西北官话）：覆盖山西、内蒙古西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 
3．西南次方言（西南官话）：覆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湖北大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北部等省、自治区、直辖市； 
4．江淮次方言（下江官话）：覆盖安徽省内长江两岸、江苏省的江北大部、九江、南京至镇江的两岸沿江地区。
   
第二是吴方言，即江浙话，分布在江苏省的江南地区和浙江省大部。江浙话以上海话为主要代表。 
第三是赣方言，即江西话，分布在江西省和福建省西北部和湖南省的东部以及湖北省的东南部。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主要代表。 
第四是湘方言，即湖南话，分布在湖南省大部。
  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主要代表（旧时以双峰话为代表）。 
第五是客家方言，又叫客家话、客话。客家话分布比较分散，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广东省东北部、福建省西北部、江西省与湖北、广东、福建接壤的地区，以及四川、广西和台湾等地。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中有很多说客家话的。
  客家话以梅州话为主要代表。 
第六是粤方言，又叫粤语、广东话、广府话、白话，分布在广东省大部、广西自治区的东南部，以及港澳地区和北美华人社区。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主要代表。 
第七是闽方言，即闽语，分布很广，包括福建省大部、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海南省、台湾省大部、浙江省南部，闽方言在东南亚华人社区流行很广。
  闽方言内部分歧很大，大概来说，闽南片以厦门话为代表，闽东片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北片以建瓯话为代表，闽中片以永安话为代表，莆田仙游片以莆田话为代表。 
这七大方言中，以北方话分布最广，其分布地域大约占全国面积的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也占汉语人口的70%左右，其余六大方言的使用人口总和大约只占汉语人口的30%。
   
除北方方言以外的六大方言都是南方方言。北方方言内部差异较小，主要差异是语音，语音的主要差异是每个声调的调值不同。调值是各地方言相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也是区分北方方言各地差异的主要标志之一。我在下面这个表里列出北方话区9个城市方言的调值，它们都有“阴阳上去”四声、也都没有“入声”，你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
  如果你用各地不同的调值分别说“山明水秀、千奇百怪、非常好看、观察仔细”等词语，你就能感受到各地方言的特殊味道。 
同南方方言比起来，北方方言内部的一致性很强，所以北方的黑龙江人同大西南的云贵人交谈，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大概意思，保证最基本的交际需要。
  北方农村自古流行一句谚语：“从南京到北京，人生话不生。”就是说北京话是华北东北次方言，南京话属于江淮次方言，都属于一个大方言区，互相可以听得懂。 
这七大方言乃是现代汉语方言的粗略划分，实际上的方言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不但北方人听不懂广东人、福建人说话，就连广东省内部的广州人、梅州人和汕头人之间，福建省内部的福州人、莆田人、厦门人也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
  方言最复杂的福建省大田县就有5种互相难以通话的小方言。类似情况在南方方言区的各个省份都是很常见的现象。前几年，我在长沙一所高校听到一个小故事。一个从娄底来的新生在联欢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mǎguà，mǎguà，fóng mǎguà。听的人都莫名其妙，难道是“马褂、马褂、红马褂”吗？而magua 这个音在湖南有的地方是“青蛙”的意思，但“青蛙、青蛙、红青蛙”也令人费解。
  后来见到那位同学的诗稿才明白，原来他写些的是“玫瑰、玫瑰、红玫瑰”！有一年我去梅州，一位法院院长对我说：“我们一定要说好普通话，只有说好普通话，才能骗民。”我听了实在是奇怪，法院院长，说普通话骗民？经追问，才知道是“便民”！客家话把不送气的“便”说成送气的“骗”。
   
“方言岛”也是令人诧异的语言现象。所谓方言岛就是在一个较大的方言区内有个较小的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言的地面，这个地面可以是县，也可以是镇、乡、村。例如广东省中山市是粤方言区，但中山市区附近有个小镇，镇里的人都说与周围粤方言完全不同的客家话。
  方言岛是古代或者近代驻军和移民现象造成的。在广东、福建、海南乃至北方很多地方也常见方言岛现象。天津话同周围的河北话有较明显的差异，据说，明初时以安徽籍人为主的朝廷军队大批驻扎在天津并在此繁衍生息，故此也可以说天津是一个在河北方言区内的一个较大的安徽方言岛，也可以说天津话是安徽话（宿州一带的话）与河北话的合成作品。
  山东省青州市有个满族村，那里的满族居民是清朝雍正八年起奉朝廷旨令驻守青州的满族旗兵的后代，直到今天那里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一样仍然保留着从北边带来的口音，说着同周围青州人绝对不同的话。20世纪初修建津浦铁路，从天津迁到浦口许多铁路工人，于是直到六七十年代浦口还有个说天津话的铁路职工聚居区。
  新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曾大规模地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搞工业建设，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过去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因此在今天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如西安、洛阳、包头、银川、石河子等城市里很容易找到说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东北话的小方言岛。近20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农民有序或无序地向城市流动，同乡聚居，形成了更新的方言岛，如北京南郊的“浙江村”、海淀的“新疆村”都是。
   
方言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语音差异，但是词汇之间的差异也十分可观，京津唐3地互为邻居，但是北京人所说的“白薯”，唐山人叫“红薯”。我问一个天津小姑娘：“你爱吃白薯吗？”她奇怪地反问我：“白鼠怎么能吃？”我说：“蒸着吃，煮着吃，熬粥吃，都行啊。
  ”她说：“啊？多恶心哪！”原来她是把“白薯”当成“白鼠”了，因为天津人管“白薯”叫“山芋”。另一个例子是在广州白云山公园，我向一位老者打听“缆车在什么地方”，老者说：“很方便的啦，向前走，一拐弯。”我向前走，一拐弯，迎面而来的是“男厕”！原来广东人管“缆车”叫“索道”，说“缆车”，就听成了“男厕”。
  你看，汉语的方言分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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