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古土尔扈特部领袖渥巴锡率部回归的英雄壮举，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
1、
1770年秋在伏尔加河东岸的一片叫维特梁卡的白桦林子里渥巴锡举行事关土尔扈特部前途命运的秘密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决定了土尔扈特部从此踏上充满艰险苦难的东归之路。参加会议的除渥巴锡以外，还有其他5位，他们是策伯尔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阿嘉库伦寺主持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达什敦多克。
  
策伯尔多尔济，是渥巴锡的堂侄，但比渥巴锡年龄大，足智多谋，他以后成为渥巴锡领导土尔扈特部东归忠诚可靠的有力助手。
舍楞，原属土尔扈特部，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察齐的六世孙。舍楞的先祖没有跟随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流域，而是附牧伊犁境，为准噶尔属台吉（祁韵士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札萨克弼哩克图郡王舍楞列传》卷１０５，传８９）。
  １７５７年（乾隆十二年），他随阿睦尔撒纳反清作乱，兵败后退居博尔塔拉。次年，为清军副都统唐喀禄穷追，无奈之下舍楞“使诈降计，诱唐喀禄赴营伏兵杀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析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部入俄及归来情形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然后，舍楞率领残部人马投奔土尔扈特部渥巴锡那里。
  在渥巴锡策划东归之时，他对渥巴锡说：“不久前我才从准噶尔来，那里的道路和土地我都熟悉，现在那儿牧民较少，如能安全抵达，你在那里可不受别人欺侮。”
巴木巴尔，渥巴锡的堂弟。为人从容稳重、诚实守信，善于交友，消息灵通，没有和渥巴锡争夺汗权的野心，对渥巴锡十分忠诚。
  主管汗国的保密保卫工作并且负责搜集东归的情报。
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土尔扈特部的宗教领袖，也是渥巴锡的又一个堂兄。他７岁时送到阿嘉库伦寺做满金，表现灵异，甚得洛桑六世主持喜爱，被派往西藏达赖喇嘛处学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学完主要经典后回到了土尔扈特汗国。
  后深得广大僧众的尊重，洛桑六世圆寂后，继任洛桑七世喇嘛。１６６９年４月，渥巴锡召集决策层领导人决定东返祖国，洛桑丹增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决策层都同意汗的意见，万不得已，他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断言”：“１７７０年１７７１年是土尔扈特人走向光荣的两年，也是离开俄国最为有利的两年（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７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他适时传达断言，成为土尔扈特部东归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
达什敦多克，渥巴锡的表兄，负责土尔扈特汗国财政和后勤。为人练达，善于筹划，处事深谋远虑，精细周到。他为了保证东归的物资供应，提前一年就制造许多精良的战车、幌车、武器和器具，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奶酪、肉干和军需品，为东归做了物资上的充足的准备。
  
渥巴锡是17岁登上汗位的，一说是19岁。自从登上汗位以来，汗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叶卡特琳娜女王对这个汗国实施压服、控制、削弱、监视以致于“暗行消灭”的高压政策和险恶计谋，专门指派人去操纵汗国事务并且把大批的哥萨克人迁徙到土尔扈特人传统的牧区，以挤压其生存空间。
  在1768年叶卡特琳娜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土尔扈特人被承担着兵役充当着炮灰，一次战争死亡7、8万人，这对于只有30万人口的部族来说，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界限，忍无可忍。
终于在１７７１年１月１７日，土尔扈特人踏上了东归的征途。
2、
渥巴锡在他的木制宫殿前面对众人慷慨激昂的演说：
“现在我们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时候的了，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作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了。
  前几天我收到俄国女皇的口谕，她让我和各部落首领把儿子送到莫斯科接受教育，并且还让再出1万人到土耳其去打仗。我们现在已经忍无可忍了，要想生存，只有朝着东边的那个国度——盛满宗教佛法神水的汪洋大海的中国远行，只要我们虔诚地秉承着信仰，就一定最终生活在赐大福于万民的活佛身边。
  ”话音刚落，众人群情振奋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祖国去。”
演讲完毕，渥巴锡用火焚烧了身后的宫殿，熊熊大火顿时映红了伏尔加河东岸寒风冷列的天空。就这样，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土尔扈特骑兵的保护下，离开了生活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国他乡。
  这里交代一下，因为当年的伏尔加河并没有封冻，只能眼巴巴的留下西岸的部众。
当叶卡特琳娜女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顿时怒发雷霆，立即传旨把负责管理土尔扈特部事务的官员基申斯科夫锁拿治罪，并且下达命令，要尽最大可能迫使土尔扈特人重返伏尔加草原。
面对着后面咄咄逼人的追兵，渥巴锡临危不乱，立刻把人马分成三路大军，一路以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一路以达什敦多克和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率领的其余领主队伍为两边侧翼行走，一路是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殿后，用以阻击敌人的追杀。
  １月２９日，他们到达雅依克河（今乌拉尔河）沿岸。３０日和３１日，他们烧毁了阻击他们的库拉多斯卡亚、卡尔梅科夫、莫达山区和索罗奇科夫等防线的哥萨克据点。２月１日全部队伍渡过了雅依克河，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向恩巴河挺进。
当土尔扈特人走上哈萨克草原不久，北侧外翼的部队遭到哈萨克骑兵的突然袭击。
  由于土尔扈特部队以分散的队形，保护中间的妇孺和大批牛羊前进，在遭受袭击时，因战线太长，没有来得及集中力量，便展开了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有９０００多名战士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大部队的安全。(瓦尔持•海希西著《伏尔加河畔的蒙古人》第５页)
２月中旬，土尔扈特大队人马挺进奥琴峡谷，奥琴峡谷是东归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的险隘。
  但追击的哥萨克军早已抢占了这个山口，如不歼灭敌人，就会功亏一篑。在这紧要关头，英勇机智的渥巴锡，果断地组织了5队骆驼兵，亲自率队从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另派策伯尔多尔济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包抄后路，在土尔扈特勇士的前后夹击下，很快就击溃了并几乎全歼了哥萨克军队。
  
正是通过这场战役，渥巴锡的英雄形象在全体土尔扈特人心目中树立了起来。
3、
当土尔扈特人到达恩巴河东岸之后已是三月，依然的冬寒给土尔扈特部带来了威胁。“往往早晨醒来的时候，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冻僵而死去（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第７６页）。
  ”这时候宗教领袖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带来了来自活佛的旨意：“最近这两年是我们回到佛召唤的中国最好的时机。如果我们不把握机遇秉承佛的旨意而走回头路，我们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俄罗斯是奴隶的国度，而中国是我佛万民的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
  ”
在土尔扈特人的前方有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部的人马在等待着他们，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部的人马准备同俄罗斯的军队在捷尔萨康河会合，前堵后截一举全歼。在这个紧要关头，渥巴锡一方面修书给努尔阿里汗，要求讲和，另一方面暗中命令快速渡过捷尔萨康河。
  当俄国奥伦堡的龙骑军，由于出发的时间过长而耽误了时间，当到达会合地点时候，5天以前土尔扈特人早已全部渡过了河。士兵在捷尔萨康河等了好几天，不见土尔扈特人的影子。在河两岸吃不上东西，水土不服，得了浮肿病，马匹也纷纷倒毙，无法战斗，一了解方知已无法追击越走越远的土尔扈特军民。
  而占有地利的奴尔阿里汗劝奥伦堡省长和俄国将军们别走，俄国将军们只留给奴尔阿里汗３门炮和１０００名骑兵，就撤退了（诺伏列托夫著《卡尔梅克人》第５０页）。
6月的一天，土尔扈特部在莫尼泰河附近因为稍事休整而陷入了小帐哈萨克奴尔阿里汗与中帐哈萨克阿布贲汗５万哈萨克联军的包围。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渥巴锡立即派出使者与对手谈判，送还在押的千名哈萨克俘虏，从而得到了停战3天的宝贵时间。渥巴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调整了兵力，“就在第三天的傍晚，猛攻哈萨克联军，经过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成功突围，越过了姆英格地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２１８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
  ”成功突围以后，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土尔扈特人“选择了一条通过沙石地区的道路”，绕巴尔喀什湖西南，走戈壁逾吹河、塔拉斯河一路，沿沙喇伯勒抵达伊犁河流域。
１７７１年７月２０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九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
  这时仅剩下６６０１３人，个个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
4、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当初离开伏尔加草原的那17万人，最后到达伊犁河畔“仅以半计。”实际上剩下的人数连半数也没有。探险家斯文赫定在考察土尔扈特部东归事迹后，有以下记载：“土尔扈特人在逃亡途中曾经演出了多少场惨不忍睹的悲剧啊。
  有多少爱情河幸福永不复返，多少道血泪溪流在这条悲苦之路上奔涌。这路上的座座界石，就是千百个露天坟墓。无数个尸体被抛在那里成了饿狼猛禽的口中食。那些能够讲述最动人心弦故事的人死在途中了，那些活下来的人当然不愿意重提经历过的噩梦，要尽力从记忆中抹去那些恐怖的场面，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坚定地期望未来那和平安宁的岁月。
  ”
终于回到了活佛的故乡，但渥巴锡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他还要继续他的行程。1771年8月5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参赞大臣舒赫德的陪同下，取道乌鲁木齐，入沿河西走廊，经大同宣化怀安，入张家口，直奔承德避暑山庄朝觐皇帝。避暑山庄正如皇帝所说的那样：“夫此山庄，乃我皇祖所建以柔远人之地。
  ”这一路上走了两个多月，10月中旬到达避暑山庄的木兰围场。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伊绵峪一座蒙古包内接见了渥巴锡。“伊绵”一词在满语里面的含义是“接见归顺者”。初次见面，渥巴锡献上曾祖阿玉奇的一把祖传腰刀，表示永世效忠朝廷再无兵甲的意思。乾隆则“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
  ”第二天摆设盛宴款待渥巴锡一行。10月25日除土尔扈特部宗教领袖洛桑丹增以外其他人分别获得了册封，并且给土尔扈特部众募集生存生活必需物资。“乃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三十六年辛酉）。
  ”“由陕西银库内拨银３００万两，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应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２０万头，米、麦４１万石，茶２万余封，羊裘５１万多件，棉布６１万多匹，棉花５９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准噶尔史论文集》第３４４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在土尔扈特部众东归后第一个秋冬，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几个月的时间出痘而亡者。已达３３９０人，就连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幼儿都出痘而亡（（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２０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他们尸骨安葬在今天天山南麓一条宽阔山谷的向南出口处，背靠天山，面临一片戈壁荒漠。
  
１７７２年５月至１７７３年６月，渥巴锡先后５次考察天山深处的尤勒都斯草原，终于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这处草原作为新的游牧地。
尤勒都斯草原其实就是天山深处的一块盆地，开都河在此发源。尤勒都斯蒙古语意为繁星,以繁星寓意珍珠泉状湖沼。汉代为乌孙牧地，如今成为渥巴锡统制下的旧土尔扈特南路四旗牧地。
  
１７７５年１月９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八日），渥巴锡因病去世，终年３３岁。他在弥留之际，对其部众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折）。